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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“我对新技术的关注，重点不在于它能够帮助人类实现什么，我更关心它对人性的改造。这是一个古老的话题，从古希腊哲学到后来的海德格尔、斯蒂格勒都强调技术不只是人类的工具，也参与塑造人性。我最近的发现是新一代技术不仅造成了理性思维的衰落，也瓦解着我们的感官能力。为什么现在会出现这么多‘淡人’‘I人’‘社恐’，就是由于过度投喂的代偿性刺激和满足钝化了天然的感受性。而当这种感官能力弱化，我们的情感会随之发生退化

　　人文主义的烙印，在刘擎身上由来已久。早在华东纺织工学院(今东华大学)读书期间，他便已迈出了追索的脚步，借由的路径是文学、戏剧：1985年劳伦斯体育奖，他和几个朋友成立了“白蝙蝠戏剧实验室”，理念就是通过戏剧“使人成为人”；1986年，剧社排演实验话剧《生存还是毁灭》，将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与社会新闻、时代信息相融合，对人性和现代文明展开讨论；1989年，他又创作了剧本《极乐游戏》，以“什么是存在”的究问为起点，写出一场“生命偷渡”科幻故事。

　　不过当初的他只是一名化工专业的学生，没有完备的知识体系打底，所有萌动大抵出于青春激情与书生意气，朦胧而虚浮。并且从根本上说，人文主义在彼时的整体环境中也缺乏足够充分的生长空间：“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，现代化是特别有感召力的，虽然已经有了一些反思现代性的维度，所谓三大思想流派——‘走向未来’‘中国文化书院’和‘文化：中国与世界’，包括尼采、韦伯、海德格尔、法兰克福学派等等资源，但是我们没有特别强的亲身感受。”

　　于是为了继续深入地探寻，刘擎决定出国留学。1991年，他远赴马凯特大学和明尼苏达大学，攻读政治学硕士、博士学位。逐渐地，他的意识开始愈发明确，思路也变得清晰起来。“在美国的九年，我形成了对现代性的立场，这个立场就是批判性的肯定。现代性带来了巨大的平等、自由和个人权利，它是一个desirable(可取)的成就，但它同时是有问题的。”由此，他也终于确立了属于自己的思想命题，即如何在一个被工具理性主导宰制的现代世界中恢复人与世界、人与人之间的本真关系。

　　而且从许多青年学人身上，刘擎也感到一种释然：“年轻一代都起来了，学术很扎实，写的文章很漂亮，他们做的东西比你好，你根本不是不可替代的。”甚至他认为，某种意义上，自己这一代知识分子都走到了边缘：“未来的二三十年，新的技术条件和地缘政治的新格局，会让古今中西的问题有新的版本，所以我们这一代就过去了。(何况)对于公共生活的贡献，无论是伦理意义上、政治意义上、道德意义上、美学意义上，作为群像的我们完成得不算多好。”

　　当然那本“事先张扬”的专著，将来的某一天也许会再捡起，包括一些小说的构想或者重拾编剧之笔写几个剧本——“如果还有二十年寿命的话，可能都会尝试”。另一个学术的题目也一样，大概一年多前，刘擎脑子里一个长期的感觉突然有了清晰想法：“名字我都想好了，叫《‘病’就是‘坏’》。我们有两种语言来对待‘他—我’关系当中产生的问题，一类是道德的解释，另一类是病理学的解释。从近代科学开始，病理学解释越来越多地进入道德领域，最后会瓦解整个的道德论述框架。这很有意思，可以像福柯一样做一个道德谱系学的工作，考证它是怎么转变的。而且我预测，道德语言以后会被废弃，就像我们现在基本上已经抛弃的神秘性巫术语言一样。”